10月29日，第十一届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在新加坡开幕，吸引了全世界海南乡亲热切关注的目光。
海南华侨早在宋代就有出现，进入明代以后，来自南洋各国的贡船有一部分也经过琼州而转赴广州等地。在国内各地人进入海南的同时，中国人也以海南为基地开始向南洋地区，即今日的东南亚地区移民的历史。
与其他地区的华侨一样，海南华侨在居住国组织以乡籍为纽带的团体，以强化其自身的团结，维护族群的利益，营造出一个小型的海南族群社会,使海南文化在海外延续。本期史话试图从琼侨“去番”的成因及所形成的社会背景，多角度加深人们对海南华侨的认识和了解。
海南华侨是中国华侨群体中一个很大的部分，华侨界中历来有华侨“五大帮”的说法，即福建、潮州、客家、广东、海南五个部分。也有人分为六部分：福建、潮州、客家、广东、海南、广西。华侨史学者则进一步指出：“‘乡帮’是由具有同一出生地，持有共同的中国方言的人结合在一起的地缘团体。其中最大的是‘福建帮’和‘客家帮’，其次是‘潮州帮’和‘广府帮’。此外，还有‘海南帮’等”。
“五大帮”的说法起源于何时，无从考证，不过最晚在19世纪初已经有了。有学者指出：在越南，阮氏王朝对待华侨，“1807年嘉隆王准允按籍贯、语言分帮管理。七府（漳、泉、潮、广、惠、琼、徽）五帮（福建、广肇、潮州、客家、海南）由此产生。1834年又准允每帮设正副帮长”，管理华侨内外事务。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在华侨的群体中，海南华侨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海南华侨早在宋代就有出现，进入明代以后，来自南洋各国的贡船有一部分也经过琼州而转赴广州等地。在国内各地人进入海南的同时，中国人也以海南为基地开始向所谓南洋地区，即今日的东南亚地区移民的历史。
在清代，海南人还开辟了到东南亚的航线，一直到19世纪初，海南与东南亚之间的商船还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日本学者小叶田淳认为：随着康熙年间海南社会的稳定以及移民的增加，海南北部琼山、文昌、定安一带的人均土地越来越少，由此“其一部分向岛内偏远的州县迁徙，而更多的人投身于南方华侨发展的大潮，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说明其状态，但可以想见，恐怕在乾隆年间就有许多人前往泰国、安南等地”。他又说：“19世纪的初叶，每年从海南到暹罗的帆船很少有40艘以下的，到越南南部的25艘，到河内以及越南北部的通常有50艘。其载重量在一百吨乃至一百五十吨。此类船只作为从事国外贸易的帆船，也是最小的船只，而其种类也最多样。1819年（清嘉庆二十四年），英国占领新加坡之后，因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本岛向此处有大量的移民，同时也伴随着物资的交流”。
琼侨下南洋的成因与路径
近代之后，国内形势的动荡是华侨大量出现的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是，近代以后，人们的视野有变化，而且南洋的诱惑在于，这里是欧美列强不断发展中的殖民地，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也高于海南，恐怕这是吸引海南人出海到南洋的主要原因。
海南华侨出口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所谓“猪仔”的被输出，二是自主的出口。关于“猪仔”的问题，在西方的文献中，把拐贩华工叫做"coolietrade"，我国译做“苦力贸易”，我国一般地方文献资料用当时的俗称称之为“卖猪仔”。最早的文献是清道光七年（1827年）张心泰《粤游小记》，说：“东省……有诱愚民而贩卖出洋者谓之卖猪仔”。“猪仔”，即契约奴隶的俗称，世界性的奴隶贸易在19世纪中叶结束，但在远东，这种贩卖人口的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海南猪仔贸易大致开始于1876年而止于1913年，主持此类活动的是德国商人“森宝洋行”，它自1886年在海口设立“招工馆”11间，法国商人“哩哩洋行”与“几利幺洋行”，共设“招工馆”8间。到1913年琼崖绥靖处长邓铿枪毙猪仔客头（名阿二，雷州人），贩运猪仔的活动才告结束。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到底有多少华工被从海口运出，我们已经难以考证，但是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澳门和香港都是“猪仔”出口的转运站，而“猪仔”的主要市场却在汕头、厦门、海口等商埠，可以说海口是清光绪后期拐贩华工出洋的重要口岸之一。或许以此缘故，海南出洋的高潮出现的较晚，但人数却很多，与此不无关系。
民国时期岛内的战乱，加速了海南人到南洋的步伐。其中以躲避国内的政治迫害出国者极多，虽然没有直接的统计，但资料显示，从大革命失败开始，国内的政治斗争的确是促使一些受国内迫害的人流亡国外。
民国时期海南东部沿海地区，出洋已经形成风气。田曙岚在《海南岛旅行记》中说：琼东“县属俗尚朴实，民性任劳苦，善储蓄。在昔安土重迁，鲜有去乡而糊口于外者；今则远渡南洋，或工或商，与文昌、乐会二县，同为琼属出洋最多之县分”。
民国琼侨多是底层劳工
在民国时期，受海南整体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影响，海南华侨因其受教育的水平不高，主要是以劳动力的输出为主。苏云峰先生说：“琼侨在侨居地之社会地位，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较低的一个方言群，因他们多属工人阶层”。此时期，海南华侨的整体教育水平也没有得到全面的提升。有资料表明：“战前，琼侨受辛亥革命后华人社会举办华校浪潮的影响，以独办和公办的形式，先后办起了新民、育民、育德、琼侨、培群、三民、乐善、启光等华校，让子女接受文化教育，但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加之所在殖民国的苛刻限制与排斥，能够上学受教育的为数不多，有的则接受殖民者的‘奴化’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更是凤毛麟角。如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是暹罗（泰国）最高学府，学生数千人，1940年华侨肄业者不过十一人。据当时的一个估计，当时华侨不识字者占华侨的百分之六十。琼侨战前的经济地位较低，受教育的比例恐怕还要低”。
海南华侨限于当时的知识文化水平，开始来到居住国时，多以从事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居多。据1973年出版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琼州会馆联合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中“乡贤介绍”所记载的153人，其中第二代华侨仅有12人。幼年到南洋，虽有人开始受教育，但大多数的人，多是迫于生计，白手起家。这表明海南华侨在当地经济社会中的角色，基本上以服务业为主要的经济手段的特征。
海外华人社会中，华侨企业中也具有华人社会的性质，从其中企业家的职业分布就可以推知其企业中一般华侨的雇工情况。苏云峰还说：“1929年的调查，琼侨约2万人，商人及知识分子占10%弱，工人占90%以上”。
与其他地区的华侨一样，海南华侨在居住国也组织以乡籍为纽带的团体，以强化其自身的团结，维护族群的利益。这些团体多以会馆、公所的名称，在组织乡籍人士以宗教、娱乐、联谊活动的同时，营造出一个小型的海南族群社会,使海南文化在海外延续。
华侨社团肇兴维护族群利益
海南华侨最早的团体出现在新加坡。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海南前往新加坡的人数众多。约在1854年，随着海南华侨人数的增多，有组织同乡会的必要，由韩旺彝（又名韩亚二）和王志德等人士，议建琼州会馆。在光绪六年（1880年）新加坡69名海南华侨捐资建立了琼州会馆。
在东南亚各地设立琼州会馆的基础上，1933年11月，在新加坡召开琼侨各埠代表联席会议，共有11个团体参加，15日在新加坡琼州会馆举行首次会议。成立“南洋琼州总会”。后改名为“南洋英属琼州馆联合会”，1934年5月向当地政府申请备案，获得批准。
泰国也是海南华侨最多的国家，其历史则更加久远，社团出现的较早。《泰国海南会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中说：近代以来，“当时因清朝政府腐败，战乱频仍，人民生活痛苦，闽粤地区之农民纷纷南渡谋生，前来暹罗者尤为众多，而琼属同乡来暹者为数亦不少。其时早期来暹罗事业获致成就之先贤云策臣、陈元国、韩联翼、杨白茂、吴安修诸先生，基于互助合作，以求发展之宗旨，乃集合志同道合之同乡，成琼州公所，籍以联络感情，致力公益事业，以本京挽叻应照庙为集合办公处所。光绪戊戌年间，康梁倡议变法以后，海外华侨深受新思潮之影响，加以孙中山先生随着来暹宣传革命推翻满清，各界侨胞益为之激动。我属革命先进林格兰先生为响应孙先生之号召，乃会同冯裕元等先贤另组琼岛会所，分别从事有关活动。后来琼州会所由云策臣之公子云竹亭先生接长所务。……1945年8月，日军投降，我国抗战胜利，华侨欢喜欲狂，我属旅泰青年为适应当时环境与配合胜利之措施，乃发起组织‘工商联合队’，从事有关活动，该组织亦成为我属社团之一。自从抗战胜利后，社会环境事务日趋纷繁，各界乡侨咸以上述三社团之分立活动，各自为政力量涣散，亦不能适应时代需求，乃纷纷提出统一组织办法，以期集中力量，共谋慈善公益和同侨福利事业之进展。经热心乡侨之分途奔走，多方接洽后，决定由琼州公所、琼岛会所及工商联合队三机构各派代表若干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筹组新的社团，定名为‘泰国海南会馆’。”
1946年2月17日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云竹亭为理事长。泰国海南会馆，设有育民中学等多种机构，逐步成为泰国海南华侨的核心组织机构。实际上，除了以上的组织之外，还有其他的泰国海南华侨组织。如1946年3月17日，“旅暹琼崖同乡联谊会”召开成立大会，明确宗旨为“联络感情，团结互助，推进教育、娱乐，救济与赞助社会公共事业”。有会员200多人，到1947年发展到1000多人。这个团体还组建了“启光公学”，有学生200多人，教授中文、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