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贯彻服务与改造的方针，团结和推动归侨、侨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一、制定自我改造规划，贯彻服务与改造的方针
1958年11月，致公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陈其尤致开幕词。郑天保作常委会工作报告。黄鼎臣作《中国致公党根本改造草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决议，指出：我们党当前最迫切最严重的任务就是“加紧进行成员和组织的根本改造，彻底破资产阶级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使我们党迅速从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变成一个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致公党根本改造规划》。各级地方组织坚决贯彻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纷纷制定了为社会主义服务和自我改造规划，并在当地中共党委领导下，遵照“以政治思想为统帅，以工作岗位为基地，以劳动实践和业务实践为基础”方针，参加“大炼钢铁运动”，参加街办工厂、公共食堂、托儿所等劳动实践。占很大比重的归侨、侨眷党员，过去多数是赋闲在家，依靠侨汇、房租、存款和利息等生活，不参加也不大愿意参加劳动生产或工作。通过个人的服务与改造规划的实施，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各种政治运动，在工作实践和劳动实践中体会到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血肉关系，做到逐步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达到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目的。广大致公党党员在各个不同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并做出了成绩。据统计，1959年被评为各条战线、各种等级的劳动模范、标兵、先进工作者和积极分子的党员人数，占党员人数的70％以上。1960年2月6日至16日，广东省委会召开“服务与改造工作经验交流大会”。随后广西区委会、福建工委会也召开有关会议，总结交流服务与改造的经验及基层工作经验，提出今后的工作任务。通过上述活动，使广大党员增强了在服务中加强自我改造的信心，提高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采取自我教育形式提高认识，共渡经济难关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为了缓和日益紧张的社会关系，1959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毛泽东的讲话使广大致公党员大受鼓舞。同时，中共中央采取了给部分“右派分子”摘帽、推动民主党派召开“神仙会”，并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一系列措施。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克服困难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时期，致公党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举行一系列会议，推动党员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时事政策，组织参观访问，并采取了“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神仙会形式进行自我教育，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帮助党员认清形势，正确对待暂时困难，增强了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与全国人民一道，在困难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共同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各级组织推动党员通过各种方式，向海外亲友和华侨人士宣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宣传国家侨务政策。不少归侨、侨眷党员不仅自己投资当地的工业建设和捐赠兴办公益福利事业，还鼓励海外亲友在国内存款，投资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根据广州市委会统计，1958年至1966年期间，市致公党员争取海外亲友投资华侨投资公司等企业11万多元，捐款达到200多万元及一大笔侨汇，为团结广大华侨，推动华侨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在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党员写信动员海外华侨，捐赠化肥、拖拉机、抽水机等农业生产资料，支援祖国农业生产。致公党的负责人和党员，还介绍推荐不少外商前来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加广州每年两届交易会接待工作的同志，努力工作，出色地完成政治宣传和生活接待工作，为促进国家对外贸易贡献了一份力量。
三、协助接待和安置归国难侨工作
1959年下半年，国际上掀起了反华排华活动，企图孤立中国。印尼首先掀起了排华的浪潮，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万分关切。1959年12月，陈毅外长写信给印尼外长，提出三点全面解决华侨问题的建议。我国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先后派遣船只接运流离失所的侨胞回到祖国的怀抱，安置他们就业就学，使这些华侨深切体会到有强大的祖国，华侨再也不是海外孤儿。1960年4月，陈其尤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大会发言时表示：“我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做好接待和安置归侨的工作，使归侨积极参与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广东、广西、福建的致公党组织，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和侨务部门，热情地参加了做好归国难侨的接待和安置工作。
四、组织党员学习毛泽东著作
1960年4月，致公党六届十次中常会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议》。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我们的重要任务”，指出“只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才能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规律，才能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和发展，才能正确认识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此，各级组织大力推动党员积极投入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这对党员如何正确对待国家出现的暂时困难，无疑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起了保证作用。1962年至1966年期间，致公党中央和各地组织开展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使党员在当时国内外的剧烈阶级斗争中保持了清醒头脑，辨别了是非，提高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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