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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是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端。但是，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在政治上不承认我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阻止我国对外贸易，拼凑反华包围圈。在国内，蒋介石盘踞华南、西南各省负隅顽抗，新区的土改尚未进行，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残留大陆的土匪、特务及反革命势力，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因此，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了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解放全部国土，实现祖国统一，人民解放军遵照《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向华南、西南地区挺进。1949年10月，致公党香港总部派伍觉天、冯君锐等随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回内地迎接解放军解放广州。1949年10月14日，中国南方的最大城市广州解放。由于解放军入城后只留下少数军队和一批政工人员，主力部队则紧追国民党军队向粤西进逼。在国民党军逃离广州、解放军尚未进入广州市中心，其间有一小段“真空”时间。致公党利用与洪门的关系，做好会党的工作，使他们信守在“真空”时间里不骚扰作乱的诺言，保证了全广州解放的平静与安宁。为了维护解放初期广州社会的稳定，伍觉天和广州市的致公党员一起，做会党头目的工作，使他们离开了广州市，同时还协助公安部门沟通与香港会党的关系，了解国民党通过香港进行的特务活动，有效地制止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协助广州公安局处理国民党统治时期郊区乡镇“自卫队”，收缴私人枪械和开展“禁赌”工作。1949年底，致公党总部从香港迁移广州，整理党务，并积极筹备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其尤从北京返抵广州，召开在穗干部会议，并作了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报告。他说：“大会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共同纲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三大文献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大宪章。尤其是共同纲领，实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建国大方针，全国人民都要共同遵守，为它的实现而作最大的努力。”在谈到致公党今后任务时，他说：“本党是代表华侨的政党，同志遍及南洋群岛和美洲。华侨有着雄厚资本、企业的组织力、各种专门的技术和熟练的工人。这些只要我们加以发动和鼓励，他们便会欣然投向祖国，而努力工业的发展了。这是本党今日和今后的重大任务。要完成这个重大的使命，首先要整理党务，使本党的组织健全起来，然后才能担当大任”。整理党务的方针是：“第一，本党要接受中共及毛主席的领导，因为中国人民民主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共所领导的，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这是正确的方向”；“第二，我们应以共同纲领为本党的纲领，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给予我们的任务”；“第三，加强干部及一般党员的思想教育，要加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第四，整理的标准，是重质不重量。对旧党员，要重新登记、严密考核并加以改造。至于吸收新党员，只有在工作的需要范围内去进行”。这个报告为致公党总部进行党务整理及筹备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明确了指导思想。1950年5月，致公党华南总支部在广州成立，下属有广州、紫金、阳江、广西和香港等地的组织。同时设立了中国致公党驻北京办事处。
第二节 中国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0年4月15日至25日，在广州召开了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回顾和总结了“三大”以来的工作，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一致决议“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制订的共同纲领为本党的政治纲领”。大会确定本党今后的任务是“加强和中共及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巩固人民民主的专政，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建设”，并指出“本党应特别关切华侨，帮助华侨，团结和教育华侨，并号召华侨踊跃投资国内的生产建设，发挥华侨革命传统的爱国精神。”大会修改并通过新党章，将中央委员会主席制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制。新党章规定：凡“信仰新民主主义，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愿意遵守本党章程”，完成入党手续者均可成为本党党员。新党章还对党员的权利、义务和组织机构等作了新的规定。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由42位中央委员组成，选举陈其尤、陈演生、官文森、雷荣珂、司徒俊葱、郑天保、陈炳瀚、罗伟夫、伍觉天、李维纲、廖保生、钟杰臣、左大炘 、李星川、甘善斋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按新党章规定，由陈其尤、陈演生、官文森、雷荣珂和司徒俊葱组成中央主席团，陈其尤为主席团召集人，郑天保为秘书长。由于致公党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跨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列的政党，组织上较为松散，一些人怀有旧的民主思想，因此，“四大”时，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产生过分歧，如代表致公党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六位同志中，有两位长期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的同志则被挤出第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在致公党四届二中全会时，对如何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发生过剧烈的争论，有些人把致公党独立自主开展活动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这显然违背共同纲领的精神，也有悖于致公党的优良传统。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从1943年在重庆酝酿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到1946年在香港恢复总部的活动，致公党都得到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的大力帮助。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列中出现致公党。新中国成立后，致公党“四大”通过的新党章中规定，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为致公党的政纲。这一重大转变，对致公党全党来说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需要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能做到团结全党同志提高认识，并完成“四大”所确定的各项任务。
第三节 中国致公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活动
一、号召华侨支持祖国生产建设
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然而连年内战和国民党的破坏，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因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成了新政权的首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致公党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到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为恢复国民经济发行了胜利折实公债。1950年1月11日，致公党中央在《南方日报》刊文《本党号召侨胞发扬爱国光荣传统认购胜利折实公债》，文章指出“我们的侨胞，对于爱护祖国，支援祖国，有过光荣的革命传统。深盼对于人民祖国首次发行的胜利折实公债，一本以往的爱国热情，光荣地踊跃地认购，使祖国得以顺利地恢复战争的创伤，并进而逐步进行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建设”。2月6日，陈其尤在广州电台作劝购公债的广播演说，他说“人民政府发行公债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号召海内外同胞“同心一德，热诚地坚强地支持人民政府”。广大致公党党员不仅自己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而且还动员香港同胞踊跃认购胜利折实公债，支持国家建设。1951年4月，致公党四届二中全会发表《告海外华侨书》，介绍了祖国人民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号召华侨回来参加生产建设。在祖国的感召下，一批批华侨青年学生回国升学，熟练技术工人回国参加生产建设，一些海外致公党党员也回国参加工作。致公党中央和华南总支部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热情做好接待和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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